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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亚平: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来源:中农富通    时间:2019-11-2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突破与快速发展,过去以城乡二元结构为依托,以“政社合一”为组织形态的传统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逐步瓦解,而新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路径与“乡政村治”的治理体系却迟迟未能建立健全起来。可以说,当前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破旧立新的社会转型期,或正在经历一种凤凰涅槃和浴火重生的必然过程。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有大量的持续性的财力投入,才能水滴石穿,事竟功成。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正面临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不一定以缺钱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经济市场化的氛围下,最后往往还得依靠经济力量的“刺刀见红”来摆平和搞掂。

习近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和谐,维护农村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需要更好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但是,不少基层党组织与这种“战斗堡垒”的要求相差甚远,主要问题一是功能作用在虚化;二是领导班子在弱化;三是党员群众在退化。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比较纯粹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经济问题。因为决定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大小与领导班子战斗力强弱的核心要素和根本缘由,其实不在村级干部队伍的具体素质,而在村级集体经济的整体力量。

我们以前在思维模式上有个老套路,叫“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认为一个村子能否实现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进步的目标,关键就在于必须有一个战斗力、向心力、凝聚力很强的党支部和一个能带领群众致富、廉洁、公道、正派、有奉献精神的班长。现实中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先进典型,像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山西大寨村的郭凤莲、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湖北省尧治河村的孙开林、官桥八组的周宝森等等。因此,这个老套路让我们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上,而忽视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多层面的制度体系对于人才的反作用。

然而,改革开放40年来,这些优秀村官始终只是凤毛麟角,他们点起的星星之火,至今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包括安徽小岗村在内高达99%的广大农村仍然还是死水一潭,消极地等待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才能呈现出有限的变化。所以我断定:希望通过“伯乐”找到“千里马”来给农村造福只是一个良好愿望。因为当前盛行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基础来保证大批量带有社会主义优秀“基因”的村官能够像雨后春笋那样破土而出。

目前在不少农村,“村两委”在群众中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越来越微弱,甚至到了“讲话群众不听,许诺群众不信,指挥群众不动”的危险地步。

为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我们现在采取最普遍的办法是派遣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到农村去“包村”的办法,再由包村单位选派干部到基层任“第一支部书记”或村委会“第一副主任”职务,以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但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包括乡镇政府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与运行秩序,经过编制部门的严格核定之后,每个岗位的配置可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倘若人员被长期抽调,势必影响单位正常的履职尽责。这种“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的搞法,往往使得很多单位的工作变成了“一地鸡毛”。

争议比较多的是选调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当“村官”的事情。当年的初心,可能觉得大学生群体的文化素质高,法制观念强,朝气蓬勃、思路活跃,正好弥补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短板”。决策层十分期待大学生担任“村官”之后,能够激发村级组织的活力,给农村注入了新思维与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产生巨大作用。但很多大学生选择当“村官”是对严峻就业形势的权益之计,或抱着实践锻炼、丰富阅历的动机为以后报考公务员和研究生积累资本,往往对工作缺少热情,不思进取,仅把自己当成农村的匆匆过客。更重要的是,大学生“村官”的户籍大都留在毕业学校所在城市或生源地,按照村民自治的有关法律并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能担任村总支书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等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职务,造成了大学生“村官”既不是学生,更不是农民,也不是合法干部的混乱格局。

严格地讲,上述这些搞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于“缺钱”!

要想把农村社会治理好,就必须向农村社会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与质量,让广大农民群众实实在在地体验到越来越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也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内涵。但在实际操作中,每年一万多亿元的涉农财政支出,真正到农村生产前线和农民群众手中的钱并不多。一些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务长期欠帐,提供的方式方法也不尽合理。

同时,对于一些微观领域的公共服务与公益事业,国家不可能全部“兜”起来,还得要由村级组织依靠集体经济来自力更生。但是,绝大多数行政村的公共财产早已分干卖尽,债台高筑,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壳村”。以湖北省为例,全省现有26292个行政村,负债数为25503个,占97%。村级净债务总额为55亿元,村平20.8万元。虽然国家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不断地加大对基层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仍然难以维系村级党组织正常履行职责所必须的运转需求。

也就是说,“村两委”要想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就必须有能力紧密围绕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办好事谋幸福,这样老百姓才能把干部当亲人,愿意亲近,听你指挥,服从管理。由于集体经济长期缺失,村干部没有任何合法的经济手段去给农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遇到困难只得“等、靠、要”上级政府的支持方可解决,村“两委”的执行力、战斗力以及在广大农民群众心目中的向心力、凝聚力便自然会一落千丈。这样的话,无论谁去当“村官”,腰杆子照旧硬不起来。

反过来看,当前我国各地那些先进的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战斗堡垒的功能作用,努力朝着“领导坚强有力、群众生活富裕、村务管理民主、乡风文明进步、公益服务完善、社会稳定和谐”的目标奋勇前进,其中最为核心的东西,就是背后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力量在支撑。

因此,要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实施振兴乡村战略,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各项工作中,最紧要、最关键的事情是积极探索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

作者宋亚平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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